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湖州谢上表》），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监狱受审。

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鸟[乌？]”，鸟去不来者数月，长老异之。）[繁体乌鸟（烏鳥）二字非常相近。]。“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背景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 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案件始末

起因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科技史上大名鼎鼎的沈括（注）。熙宁六年（1073年）， 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上呈神宗，但是当时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

以上据南宋王铚《元佑补录》。不过此书现已散失，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条后，引录了《元佑补录》中的一段记述：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贴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 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佑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有人认为这条记录有问题，或者存疑。因为在引文之末，李焘特别说明：“此事附注，当考详，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三 熙寧八年（乙卯，1075）条中，还有记录：甲午，龙图阁待制… …上曰：…欲令沈括及孝宽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安石因言沈括壬人，不可亲近。沈括人品如何，应该是可见一斑了。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¹；察其老不生事²，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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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
2. 生事：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

句中“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韵味。），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两句。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当时驸马都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诉当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当时皇甫僎快马如飞，但是由于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半日。故苏辙人马先到，苏轼提前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皇甫僎到达湖州后，态度十分强硬的将苏轼押解赴京。

审判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御史台在此案中负责“推勘”（或曰“根勘”），也就是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呈现为“供状”；接下来，当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的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便是“判词”。

御史台的审讯

御史台于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审讯结果。即苏轼从被押至御史台的八月十八日起，直至十一月底，“诗案”都处在审讯即“根勘”阶段。审讯的结果就是“供状”，苏轼“供状”的每篇都涉及另一个人（首先是王诜，其他如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苏轼与之发生了诗文唱和或赠送的关系，这些诗文被列举出来，追问其中是否含有讥讽内容。供状分列了大约四十篇，而篇幅最大的就是跟王诜相关的第一篇。为了增强反对的力度，御史台在“供状”定稿已经提交后，还继续挖掘苏轼的更多“罪状”，尤其是与驸马王诜交往中的“非法”事实。其中有关详细的指控与供认如下：（据《乌台诗案.明.秦氏玄览中枢抄本》）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指控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

御史台又找到了苏轼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对于《和韵》，苏轼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对于《汤村》一诗，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

舒亶等人趁机让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不以为然。

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使鞭棰环呻呼”，又说，“岁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曾给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大理寺的初判

大约从十二月起，“诗案”进入了判决阶段。有关了大理寺的判词，《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将其要点概括为：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换言之，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他的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

御史台反对大理寺

大理寺的初判显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满，《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叙述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后，续以“于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的奏状。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不过李定和舒亶的两份奏状并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讨论，没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词本身存在什么错误，只说其结果不对，起不到惩戒苏轼等“旧党”人物的作用。

审刑院支持大理寺

审刑院在案件审核中起到复核作用。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所载“审刑院本”的结案判词可以看出，审刑院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

其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一是定罪量刑，苏轼所犯的罪“当徒二年”；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据皇帝圣旨，对苏轼处以“特责”，贬谪黄州。由于当时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苏轼囚于狱中达一百三十天。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且更因对待公主不礼貌，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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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下载

• 乌台诗案.明刻本，乌台诗案.清抄本，乌台诗案.明.秦氏玄览中枢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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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乌台诗案.朋九万著.函海.清乾隆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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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百度百科：乌台诗案
2. 维基百科：乌台诗案
3. 东坡乌台诗案
4. 木斋《苏东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