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所撰苏轼年谱研究 王友胜（(湘潭师范学院图书馆）
随着宋人对年谱“知人论世”作用认识的提高，在苏轼文集大量编刻的同时，宋人所撰苏轼年谱也日渐增多。明万历时康丕扬所刊《东坡先生外集》卷首云：“谱先生出处岁月者几十家，如汴阳段仲谋、清源黄德粹、五羊王宗稷、仙溪傅荐可，盖特详者，然皆不免差误。”则知明万历以前已有苏轼年谱近十家，为宋代文学家年谱数量之冠。今可考知宋人所编苏轼年谱有如下几种：1、《三苏年表》3卷，孙汝听编，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有宋刊本，其中《苏轼年表》明代已佚，《永乐大典》收此书时以王谱代之。2、《眉阳三苏先生年谱》1卷，何抡编，见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宋蜀刻本《三苏文》附录。《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后杞菊赋序》注引一作《三苏先生年谱图》，疑有谱有图，为图谱体。3、《东坡先生行纪》，段仲谋编，见傅藻《东坡纪年录跋》。4、《东坡先生系谱》，黄德粹编，见傅藻《东坡纪年录跋》。5、《东坡诗谱》,程子益编，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程氏东坡诗谱序》。6、《欧阳三苏年谱》，罗良弼编，见《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六《会昌县东尉罗迪功墓志铭》。7、《三苏年谱》3卷，李焘编，见周必大《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8、《东坡先生年谱》1卷，王宗稷编，明成化刻本《东坡集》附。（见 苏东坡诗集注 ）9、《东坡纪年录》1卷，傅藻编， 见各种类注本附。（见 宋刻本东坡纪年录）10、《东坡先生年谱》1卷，施宿编，日本昭和四十年同朋舍刊《苏诗佚注》附。（见 施注苏诗）以上年谱除后三种外，其余均已佚。另外，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虽非年谱，但对苏轼生平仕履记载颇详；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涉及苏诗47首，这些诗的写作时间跨度从熙宁三年(1070)至元丰二年(1079)，除少数诗歌是首次赴杭之前于京城所作外，大部分诗 作于通判杭州及知密、徐、湖三州时期。¹
宋人所作苏轼各谱编撰时间均在南宋，距离苏轼的时代不远，其记载较为可信。从刊印形式来说，有单行者，也有随集刊行的，苏轼诗集的每一次编刻，往往有新谱出现。从撰述方式来说，多为文谱，孙汝听的《三苏年表》名曰年表，实为文谱，也有表谱，如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以表格的形式，分纪年、时事、出处、诗文四栏为苏轼谱年。从编撰体例来说，除常谱之外，还有专谱与合谱，如程子益《苏轼诗谱》专为苏轼的诗谱年；合谱如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为苏轼父子三人作谱，以叙述行历及家事为主。从编撰目的来说，有乡人为光耀前贤而编，如孙汝听《三苏年表》、程子益《东坡诗谱》；有为考订、补充史书或前人年谱而编，如傅藻《东坡纪年录》即在段仲谋《行记》、黄德粹《系谱》的基础上“芟夷繁乱，剪载浮辞”而成；有为读者了解作品的写作时间与时代背景而编，如程子益 的《东坡诗谱》为苏诗系年。
一 施宿编《东坡先生年谱》研究
施宿既是《注东坡先生诗》的编注者，同时又是《东坡先生年谱》的作者(下称施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 谓《注东坡集(诗)》乃“司谏吴兴施元之德初与吴郡顾景蕃共为之，元之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于世”。可知此谱原附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卷首以行。也正因如此，施《谱》遭到了与编年注同样的命运。自南宋以后，此谱久佚，1963年，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在京都一家旧书店购得此谱，并于1965年影印于《苏诗佚注》，始公之于世。该谱为残帙，熙宁六七年之间缺四页，绍圣元年、二年之间缺二页。1981年顾易生先生去日本讲学，带回施《谱》影印件一本；1984年王水照先生将其附录于所著《苏轼选集》之后，此谱得以与国人见面。
施《谱》二卷，凡2.5万字，成书时间约早于王《谱》、傅《录》。施《谱》为表谱，分“纪年”、“时事”、“出处”及“诗”四栏，编者专设“时事”一栏，将谱主置于广阔的时空环境中，是为创例。关于此谱的主要内容，施宿嘉定二年(1209)中秋自序云：“采之《国史》以谱其年，及新法罢行之目，列于其上，而系以诗之先后。”可见施《谱》包括反映谱主的出处，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对苏诗的系年三项。但纵观全谱，编者用功最深、创获最多的是对苏轼的生平、行迹、仕履、交游的叙述。
施宿不只给作为文学家的苏轼谱年，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作为政治家的苏轼立传。谱中对苏轼所处的政治环境，对其政治举措，以及他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政治态度都作了较为详细、真实的反映。施《谱》对苏轼的政治品节自始至终都很推崇，其《年谱》自序赞颂苏轼在“当国者势倾天下”，“虽耆老大臣、累朝之旧有不能与之力争”的情况下，“数上书言其不便”，“小人嫉之，摈使居外”，“托于诗以规讽”的高洁行为。“熙宁二年”条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权开封府判官。先生决断精敏，声闻益振，上疏论买灯事，上嘉纳之。又上疏论事，慷慨不屈。”从这些文字来看，苏轼反对王安石改革，态度坚决，虽多次遭受王安石的压制，但仍坚持己见，抗争到底，从中反映了苏轼政治品节的高超。苏轼在哲宗朝的政治品节依旧如此，如“元元年”条先载：“时温公秉政，急于更革”,“先生详定役法，力言不可以熙宁之故轻改，但当去其所以为法之蠹者”，“温公不以为然。孙永、傅尧俞等同详定，皆主温公说。”从中对比苏轼与他人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不同态度，然后评云：“故刘器之论先生非唯不合于熙宁、元丰，而亦不阿于元 ，非随时上下者也。”又如“元 八年”条载苏轼行将知定州，再在按语中叙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苏轼上书直言，再加以评述说“时朝庭议论已变，公不以身退而废忠言”。施《谱》不仅记载苏轼政治品节的一贯性，而且还反映了他由此而受到的深重灾难，编者在多处记载苏轼因写作政治诗文而受到政敌的攻击与弹劾，这样的例子在施《谱》中随处可见，如“熙宁三年”条载王安石劝阻神宗进用苏轼为考官及王的连襟谢景温受其指使劾奏苏轼之事，又如“绍圣元年”条还载“御史虞策、来之邵言先生所作诰词，多涉讥讪，当明正典刑”。“御史来之邵等复言先生自元 以来多托文字讥斥先朝，虽已责降，未厌舆论”。足见那些政敌们 不仅排斥苏轼，而且还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施《谱》还反映了蜀、洛党争中的苏轼，如“元 元年”条记载洛党对苏轼的攻讦：“先是先生与崇政殿说书程颐以戏笑相失，御史朱光庭怨之。光庭，颐门人也。是月，学士院策馆职，先生命题，问仁宗、神考之治，光庭遂密疏指谪以为讥讽，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又从而和之，必欲论罪乃已。”“元 二年”条接着又述蜀党文人对洛党的回击：“八月，兼侍读。于是程伊川先生以子由及孔文仲弹击罢经筵言者，因及先生。”又如“元 八年”条在叙及贾易等人对苏轼的弹劾后说“易，亦程伊川门人也”，这样就再现了蜀、洛两党相互攻讦的史实。
施《谱》还侧重于反映苏轼在地方任上的政绩及品操。如“熙宁十年”条叙其到达徐州任后加按语曰：“是年七月河决于澶州曹村下埽，八月水汇徐州城下，涨不得泄，城将败，富民争避水，公以身率之，与城存亡，履屦策杖，亲督禁卒，筑堤捍之；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以安。”施宿此段议论本自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表现了苏轼关心民生疾苦，亲自督战，誓死抗洪的高尚品节。有些地方，为了表彰苏轼的品行，施宿还能突破年谱的一般写作惯例，情不自禁地自己发议论，如“元丰三年”条在引录《上文潞公书》、《答秦太虚书》两封书信后，编者赞云：“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先生生长西蜀，名满天下，既仕中朝，历大藩，而一坐贬谪，所至辄狎渔樵，穷山水之胜，安其风土，若将终身焉，其视富贵何有哉?”此处赞扬了苏轼安贫守道、淡泊名利，赏好山水自然的高雅情趣。
苏轼是文坛盟主，交游极广，与之从游者亦多，施《谱》对苏轼的交游与活动所述亦详。如苏轼与前、后“六客”的游从，施《谱》在“熙宁七年”条和“元 四年”条即有记载。关于苏轼与“四学士”及“六君子”的交游活动，施《谱》也有集中的反映。如“元丰元年”条重点记载苏轼知徐州时，与黄庭坚、秦观、李公择、王巩及道潜等人的交游；如“元符二年”条载苏轼于二月以登极恩移廉州安置，然后记录苏辙移永州，秦观移英州，张耒通判黄州，晁补之佥书武宁军判官，黄庭坚添差鄂州盐税；四月苏轼以生皇子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又诏苏辙移岳州，张耒与知州，晁补之与通判，黄庭坚与签判，秦观移衡州，这对从事苏门文人集团的研究不无裨益。
施《谱》在写作上也有一个特点，叙事简洁、明确，往往用不多的文字表达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苏轼首次外放任杭州通判途中之行程，“熙宁四年”条云：“是(六)月先生出京，至陈时，张文定公守城，子由为学官，至九月离城，子由送之颍，同谒欧阳文忠公于颍上。十月，始渡淮，经行濠、楚、杨、润诸郡，与孙洙巨源、刘挚莘老、刘贡父会于扬。十一月，到杭。”寥寥数十字，将苏轼一路的行程、交游交待得清清楚楚。此条紧接着说“时杭守沈迈(按当为沈立);迈去，陈襄代；襄去，杨绘代。终先生任更三守。”这样就将苏轼通判杭州时，杭州的三任知州交待清楚了，对研究苏轼其间的交游与政治活动极有好处。施《谱》在文字简洁的同时，有时也能保持叙事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如“元丰二年”条，记叙了“乌台诗案”发生、发展与结案的完整过程，有资于读者了解苏轼的生平遭遇。
时事栏既为施《谱》创例，自然也是其着力较多的内容。但他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将时事罗列一栏，而是有所甄别，选择与苏轼生平行实有关联的部分使上下两栏彼此呼应、相得益彰。苏轼20岁以前的行实与政治关系不大，故“时事”栏略而不述；有的条目仅寥寥数字，而有的条目则洋洋数百言，别择时事以是否与苏轼行实有关为标准，并不期于整齐划一。如“熙宁二年”条记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诏议改贡举法，行青苗法、均输法等及司马光与吕惠卿争变法，“熙宁三年”条记叙保守派与革新派就青苗法的行废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还叙及王安石党同伐异，排斥打击政治异己的行为，这就为“出处”栏写苏轼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坚持己见及由此而受到的打击奠定基础，为读者理解苏轼提供了背景材料。有些地方提供的史实鲜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史料价值。如“建中靖国元年”条按语批评元党人好破而不善立，意气用事，攻讦不已，给朝廷政治带来一些混乱。施宿并不为贤明所讳，敢于直言，坚持己见，反映了传统史学中“实录”的良好史德。
正是在以上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施《谱》对于苏诗作了大量系年，即将同年所作之诗汇于一栏。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因史料不够而对诗歌作过细的系年，如冯应榴《苏诗合注》卷首《凡例》所云：“施、顾本每卷排次撮举大纲，最为得当”，“查本细分年月，转欠审确。”但有些条目编诗数十首，难免有误编误排、前后倒置者。施《谱》对苏诗的系年大多比较精确，可纠它谱、它书之误。如《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一诗，查慎行《苏诗补注》及冯应榴《苏诗合注》系于苏轼到黄州后，误。按此诗当是苏轼元丰三年正月赴黄途中所作，其《歧亭五首序》云：“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季常也，为留五日。”诗当在其家中所作，施《谱》系于苏轼到黄州前，是。
还必须指出的是，施《谱》与施、顾注本的系年并不完全一致。施宿嘉定六年(1213)为其年谱所作跋云：“今所刊本篇目次第，盖仍其旧，年谱虽稍加厘正，而各有所据，其间亦不能与之无异，览者当自得之。”现将施《谱》与施、顾注本对勘，发现确有诸多不同，惟囿于体例(在“诗”栏仅排列篇名，不具系年依据)，未将其依据交待清楚。如《客位假寐》一诗，施、顾注本系于通判杭州时所作；《次韵曹九章》一诗，系于知湖州时所作²，而此二诗施《谱》系年付之阙如。
二 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年谱》研究
王宗稷，字伯言，五羊人。现存此谱最早见于明成化四年 (1468)程宗所刻《苏文忠公全集》卷首，1.5万字。明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重刻此本时对成化本年谱的错字予以校正，但此二本均无《永乐大典》本之“自记”，“自记”谓“绍兴庚申随外祖守黄州，到郡首访东坡先生遗迹，甲子一周矣。思诸家诗文皆有年谱，独此尚阙，谨编次先生出处大略，叙其岁月先后为年谱”。从此可知此谱编于绍兴十年(1140)之后，庆元六年(1200)之前，且编者自认为此谱为苏轼的第一部年谱。
王《谱》最明显的特点是广征苏轼本集及他人诗文集考证其生平行实。如关于苏轼的生年，施《谱》仅云“先生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梅山县纱过去行私第”，傅《录》同此；而王《谱》则博考苏轼诗文云：“按先生《送沈逵》诗：‘嗟我与君皆丙子。’又有《赠长芦长老》诗云：‘与公同丙子，三万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矶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为身宫，而仆以磨蝎为命。’若以磨蝎为命推之，则为卯时生。议者以先生十二月为辛丑，十九日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此段文字多方考证，不仅得出了苏轼的生日与所生的时辰，而且还借此指出苏轼奔放的才气与晚年多难的遭遇，为全谱叙写谱主的生平经历奠定基础。再举一例，如苏轼纳妾朝云一事，施《谱》、傅《录》均失载；而王《谱》则引苏轼《朝云墓志铭》考出朝云的籍贯、姓氏、生卒年及始事苏轼的年龄，较为精审，亦可信从。
王《谱》除再现苏轼的生平活动外，还详于为苏轼诗文系年。其系年大多据苏轼本集及他人诗文集，故比较准确可信。如《与乔同寄贺君》诗，王氏引该诗序系于元 二年，即是显例。一般而论，王《谱》中的诗文系年大多有根据，如若缺少依据则宁可付之阙如。如苏轼熙宁二年所作诗，施《谱》与傅《录》各系诗六首，而王《谱》则无诗系年。
王《谱》有时还引录一些苏轼的逸事，如“(元符)三年庚辰”条，则征引苏轼晚年在儋州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及与海南士子姜君弼、黎子云等事，尤其是所引“春梦婆”一事极为有趣：“又尝以诗纪春梦婆矣。按赵德麟《侯鲭录》云：‘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田亩间，所歌者盖《哨遍》也。 妇年七十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坡一日被酒独行，遍至子云诸黎之舍，作诗云：‘符老风流可奈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这里不仅指出了苏诗的本事，苏诗的幽默，而且还通过一些生活琐事的记录，再现了感情丰富的苏轼，使其活生生的一面更能让读者所接受，也使读者感到更亲切。
王《谱》系年时有不确之处，下举数例以说明。
例一：关于苏轼和晁美叔的交游，王《谱》引苏轼《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我生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君来扣门若有求”，定该诗为至和二年(1055)所作，误。按苏轼至和二年(20岁)尚在成都，未识欧阳修，至嘉二年时方试于礼部，受知于欧公。美叔求交苏轼当在是年，而苏诗言“我年二十”乃举其成数，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已力辨其误，详见第八章第三节。
例二：关于二苏葬苏洵的时间，王《谱》“治平四年丁未”条 载“以八月壬辰葬老苏于眉州”，误。按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 谱》“四年丁未”条载“以十月壬申葬老苏先生于彭山安镇乡可龙里”。又《居士集》卷三四《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亦载“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足见苏洵入葬在十月。
例三：苏轼《山村五绝》，王《谱》系于熙宁五年湖州，误。按此诗当为苏轼熙宁六年春在新城作，诗中对新法有讥讽。据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元丰二年舒 在其奏折中说苏轼此诗“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 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又同条将《腊日游孤山记惠勤惠思二僧》一诗亦误系熙宁五年，详第二章第三节。
例四：苏轼《润州道上过除夜》，王《谱》误系于苏轼熙宁七年由杭州赴密途中所作。按据施《谱》、傅《录》及王文诰《苏诗总案》,苏轼熙宁七年十一月到密州任，故于此地度岁。此诗当为苏轼熙宁六年通判杭州时以转运司檄，往常、润等地赈济饥民时所作。
例五：关于苏轼到湖州任上的时间，王《谱》系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误。按据苏轼《湖州谢上表》，他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上；又《东坡乌台诗案》作四月二十一日。
例六：关于苏轼迁居雪堂的时间，王《谱》“元丰五年壬戌”条云：“《后赤壁赋》云：‘十月既望，苏子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则壬戌之冬未迁。而先生以甲子六月过汝，则居雪堂止年余，由是推之，先生自临皋迁雪堂，必在壬戌之后矣。”误。按苏轼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州，寓居定惠院，五月迁临皋亭；至于迁居雪堂的时间，其《江城子》(梦中了了)词序云:“元丰壬戌(五年)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足见元丰五年春天苏轼的确已居雪堂。
由于施《谱》久佚，清人亦无从省览。³故清代删削、补注施、顾注本的几部著作及冯应榴的《苏诗合注》均充分利用了王《谱》。邵长蘅尝重订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冠于《施注苏诗》卷首，其跋云：“按五羊王氏《年谱》综其大端，仙溪傅氏《纪年》核于月日，要亦互有得失。今以《年谱》为主，而《系年》之可取者节抄分注以备参考，弃瑕存瑜，庶几全璧。”查慎行《苏诗补注年表》亦主要节略王《谱》与傅《录》而成。翁方纲《苏诗补注》卷七附有“补正查氏补注年表”四条，对王《谱》的讹误，亦有订正。冯应榴《苏诗合注》卷首先列王宗稷编《苏文忠公年谱》，再将傅《录》附于王《谱》下，最后加上自己的按语，以订正王《谱》、傅《录》的疏漏与错误。张道《苏亭诗话》卷四又有辨正王《谱》讹误数条。朱祖谋《东坡乐府》卷首《凡例》谓系年依据是王《谱》、傅《录》及王文诰《苏诗总案》，再“合此三家，证以题注，参酌审定”而成。《永乐大典》载《三苏年表》3卷，惟存孙汝听作《苏洵年表》1卷及《苏辙年表》1卷，而《苏轼年表》已佚，以王谱代之，《大典》本王谱有“自记”文一段，它本无。
三 傅藻编《东坡纪年录》研究
傅藻，字荐可，仙溪人。仙溪傅氏有着研究苏轼的家学传统。傅藻《东坡纪年录》(下称傅《录》)首见于南宋黄善夫家塾本《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该书前有约700字的传论，简述东坡家世、家室及著述等;后有跋交待其《谱》是在段仲谋《行纪》及黄德粹《系谱》的基础上，“芟夷繁乱，剪截浮辞”而成。
如果说王《谱》详于考叙苏轼生平的话，那么傅《录》则侧重为苏轼的诗、文、词系年，故冯应榴《苏诗合注》卷首《年谱》案语：“《系年录》亦南宋人所作，其编次诗文岁月较详。”如苏轼熙宁元年所作诗文，施《谱》无诗系年，王《谱》仅《四菩萨阁记》一文系年，而傅《录》除将上文系入该年十月二十六日 外，还将《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木山引水》、《寄题古东池》及《绿筠堂》等诗系入该年。傅《录》不仅系年频率较高，而且也比较准确。如苏轼访孤山二僧所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施谱》及王《谱》皆据《东坡乌台诗案》系于熙宁五年，而傅《录》系于熙宁四年，甚是。按苏轼《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明确地说：“熙宁辛亥(四年)，余出 钱塘，过汝阴见公(欧阳修)，屡属余致谢勤(惠勤)。到官不及月，以腊日见勤于孤山下，则余诗所谓‘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 孤’者也。”⁴又其《六一泉铭叙》亦云：“如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再者，诗云“腊日”，足见苏轼熙宁四年冬(十一月)刚到杭州任上，即尊其师欧阳修之嘱前往孤山拜见二僧，故有是诗。又如苏轼通判杭州时初游风水洞一事，施《谱》失载，仅将苏轼再游风水洞系于熙宁七年八月；王《谱》将苏轼初游风水洞系于熙宁七年正月，均错；而傅《录》于“熙宁六年癸丑”条 云：“(正月)二十七日，游风水洞，作诗，又作李 留待及和等 诗。”又云：“(八月)又再游风水洞，作诗。”按傅《录》所载甚是，苏轼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循行富阳、新城途中，与李游风水洞，有诗题壁。二十七日游风水洞诗已佚，所云“留待”、“和诗”分别见《苏轼诗集》卷九《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 留风水洞见待》及《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
详于为苏词系年，这是傅《录》有别于施《谱》与王《谱》的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如“熙宁七年甲寅”条即为二十九首词系 年，从这段文字来看，此间的词大多为与友人赠答酬唱之作，其中与陈襄、杨绘唱和的词分别是八首、七首，陈、杨二氏先后为苏轼通判杭州时的钱塘太守，三人均不满于王安石变法而离京外任，为志同道合的诗友，故傅《录》所系苏词有资于考辨他们在杭州的交游与思想。再者，据统计苏轼由杭赴密途中四十余天作词约26首，而此条对此亦有考述，这对研究苏词分期亦有帮助。傅《录》系年也有一些疏漏、错误的地方，兹举数例以说明。
例一：“熙宁十年丁巳”条系苏轼五月到徐州，误。按据《东坡乌台诗案》，苏轼是熙宁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任。
例二：“元丰四年辛酉”条系苏轼《浣溪沙》词作于该年十二月二日，误。按傅干《注坡词》谓词序后原有“时元丰五年也”,当以傅氏所云为是。
例三：“元丰八年乙丑”条载“(十月)二十日，召为礼部员外郎”,误。按苏轼是年十二月作《论给田募役状》自署“朝奉郎礼部郎中”，又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及《宋史》本传亦同 此。又同条载“十二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赐绯鱼”。亦误。 按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轼入侍延和殿一事，当在元 元年。
例四：“元 元年丙寅”条载“是(十月十二)日，除翰林学士，知制诰”,误。按翁方纲《苏诗补注》卷七云：“《宋史・哲宗本纪》：‘九月丁卯(十二)试中书舍人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亦同。
例五：“元 八年癸酉”条载“是(八)月，以二学士知定州”，误。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四载，苏轼于该年六月知定州；据苏轼《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他九月才离京赴任；又据其《祭韩忠献文》，他十月方到定州任所。
例六：“绍圣四年丁丑”条载买地筑室三间于城南，误。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载，董必元符元年才察访广南西路，将苏轼逐出官舍，故苏轼买地筑室当在元符元年后。
此谱详于诗文词的系年，疏于苏轼的生平行实的记载，不能反映谱主的交游、思想与时代背景，这是其与施谱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它的局限之所在。
参考文献:
- [日]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考(上)[J].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橄 榄,第七号.
- 查慎行.苏诗补注・卷首・例略.
- 施宿.施注东坡先生诗・卷首・注苏姓氏;冯应榴.苏诗合注・卷首・ 年谱・案语.
- 苏轼文集(卷六八)[M].
宋人所撰苏轼年谱研究
宋人所撰苏轼年谱研究 王友胜（(湘潭师范学院图书馆）
随着宋人对年谱“知人论世”作用认识的提高，在苏轼文集大量编刻的同时，宋人所撰苏轼年谱也日渐增多。明万历时康丕扬所刊《东坡先生外集》卷首云：“谱先生出处岁月者几十家，如汴阳段仲谋、清源黄德粹、五羊王宗稷、仙溪傅荐可，盖特详者，然皆不免差误。”则知明万历以前已有苏轼年谱近十家，为宋代文学家年谱数量之冠。今可考知宋人所编苏轼年谱有如下几种：1、《三苏年表》3卷，孙汝听编，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有宋刊本，其中《苏轼年表》明代已佚，《永乐大典》收此书时以王谱代之。2、《眉阳三苏先生年谱》1卷，何抡编，见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宋蜀刻本《三苏文》附录。《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后杞菊赋序》注引一作《三苏先生年谱图》，疑有谱有图，为图谱体。3、《东坡先生行纪》，段仲谋编，见傅藻《东坡纪年录跋》。4、《东坡先生系谱》，黄德粹编，见傅藻《东坡纪年录跋》。5、《东坡诗谱》,程子益编，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程氏东坡诗谱序》。6、《欧阳三苏年谱》，罗良弼编，见《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六《会昌县东尉罗迪功墓志铭》。7、《三苏年谱》3卷，李焘编，见周必大《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8、《东坡先生年谱》1卷，王宗稷编，明成化刻本《东坡集》附。（见 苏东坡诗集注 ）9、《东坡纪年录》1卷，傅藻编， 见各种类注本附。（见 宋刻本东坡纪年录）10、《东坡先生年谱》1卷，施宿编，日本昭和四十年同朋舍刊《苏诗佚注》附。（见 施注苏诗）以上年谱除后三种外，其余均已佚。另外，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虽非年谱，但对苏轼生平仕履记载颇详；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涉及苏诗47首，这些诗的写作时间跨度从熙宁三年(1070)至元丰二年(1079)，除少数诗歌是首次赴杭之前于京城所作外，大部分诗 作于通判杭州及知密、徐、湖三州时期。¹
宋人所作苏轼各谱编撰时间均在南宋，距离苏轼的时代不远，其记载较为可信。从刊印形式来说，有单行者，也有随集刊行的，苏轼诗集的每一次编刻，往往有新谱出现。从撰述方式来说，多为文谱，孙汝听的《三苏年表》名曰年表，实为文谱，也有表谱，如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以表格的形式，分纪年、时事、出处、诗文四栏为苏轼谱年。从编撰体例来说，除常谱之外，还有专谱与合谱，如程子益《苏轼诗谱》专为苏轼的诗谱年；合谱如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为苏轼父子三人作谱，以叙述行历及家事为主。从编撰目的来说，有乡人为光耀前贤而编，如孙汝听《三苏年表》、程子益《东坡诗谱》；有为考订、补充史书或前人年谱而编，如傅藻《东坡纪年录》即在段仲谋《行记》、黄德粹《系谱》的基础上“芟夷繁乱，剪载浮辞”而成；有为读者了解作品的写作时间与时代背景而编，如程子益 的《东坡诗谱》为苏诗系年。
一 施宿编《东坡先生年谱》研究
施宿既是《注东坡先生诗》的编注者，同时又是《东坡先生年谱》的作者(下称施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 谓《注东坡集(诗)》乃“司谏吴兴施元之德初与吴郡顾景蕃共为之，元之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于世”。可知此谱原附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卷首以行。也正因如此，施《谱》遭到了与编年注同样的命运。自南宋以后，此谱久佚，1963年，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在京都一家旧书店购得此谱，并于1965年影印于《苏诗佚注》，始公之于世。该谱为残帙，熙宁六七年之间缺四页，绍圣元年、二年之间缺二页。1981年顾易生先生去日本讲学，带回施《谱》影印件一本；1984年王水照先生将其附录于所著《苏轼选集》之后，此谱得以与国人见面。
施《谱》二卷，凡2.5万字，成书时间约早于王《谱》、傅《录》。施《谱》为表谱，分“纪年”、“时事”、“出处”及“诗”四栏，编者专设“时事”一栏，将谱主置于广阔的时空环境中，是为创例。关于此谱的主要内容，施宿嘉定二年(1209)中秋自序云：“采之《国史》以谱其年，及新法罢行之目，列于其上，而系以诗之先后。”可见施《谱》包括反映谱主的出处，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对苏诗的系年三项。但纵观全谱，编者用功最深、创获最多的是对苏轼的生平、行迹、仕履、交游的叙述。
施宿不只给作为文学家的苏轼谱年，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作为政治家的苏轼立传。谱中对苏轼所处的政治环境，对其政治举措，以及他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政治态度都作了较为详细、真实的反映。施《谱》对苏轼的政治品节自始至终都很推崇，其《年谱》自序赞颂苏轼在“当国者势倾天下”，“虽耆老大臣、累朝之旧有不能与之力争”的情况下，“数上书言其不便”，“小人嫉之，摈使居外”，“托于诗以规讽”的高洁行为。“熙宁二年”条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权开封府判官。先生决断精敏，声闻益振，上疏论买灯事，上嘉纳之。又上疏论事，慷慨不屈。”从这些文字来看，苏轼反对王安石改革，态度坚决，虽多次遭受王安石的压制，但仍坚持己见，抗争到底，从中反映了苏轼政治品节的高超。苏轼在哲宗朝的政治品节依旧如此，如“元元年”条先载：“时温公秉政，急于更革”,“先生详定役法，力言不可以熙宁之故轻改，但当去其所以为法之蠹者”，“温公不以为然。孙永、傅尧俞等同详定，皆主温公说。”从中对比苏轼与他人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不同态度，然后评云：“故刘器之论先生非唯不合于熙宁、元丰，而亦不阿于元 ，非随时上下者也。”又如“元 八年”条载苏轼行将知定州，再在按语中叙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苏轼上书直言，再加以评述说“时朝庭议论已变，公不以身退而废忠言”。施《谱》不仅记载苏轼政治品节的一贯性，而且还反映了他由此而受到的深重灾难，编者在多处记载苏轼因写作政治诗文而受到政敌的攻击与弹劾，这样的例子在施《谱》中随处可见，如“熙宁三年”条载王安石劝阻神宗进用苏轼为考官及王的连襟谢景温受其指使劾奏苏轼之事，又如“绍圣元年”条还载“御史虞策、来之邵言先生所作诰词，多涉讥讪，当明正典刑”。“御史来之邵等复言先生自元 以来多托文字讥斥先朝，虽已责降，未厌舆论”。足见那些政敌们 不仅排斥苏轼，而且还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施《谱》还反映了蜀、洛党争中的苏轼，如“元 元年”条记载洛党对苏轼的攻讦：“先是先生与崇政殿说书程颐以戏笑相失，御史朱光庭怨之。光庭，颐门人也。是月，学士院策馆职，先生命题，问仁宗、神考之治，光庭遂密疏指谪以为讥讽，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又从而和之，必欲论罪乃已。”“元 二年”条接着又述蜀党文人对洛党的回击：“八月，兼侍读。于是程伊川先生以子由及孔文仲弹击罢经筵言者，因及先生。”又如“元 八年”条在叙及贾易等人对苏轼的弹劾后说“易，亦程伊川门人也”，这样就再现了蜀、洛两党相互攻讦的史实。
施《谱》还侧重于反映苏轼在地方任上的政绩及品操。如“熙宁十年”条叙其到达徐州任后加按语曰：“是年七月河决于澶州曹村下埽，八月水汇徐州城下，涨不得泄，城将败，富民争避水，公以身率之，与城存亡，履屦策杖，亲督禁卒，筑堤捍之；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以安。”施宿此段议论本自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表现了苏轼关心民生疾苦，亲自督战，誓死抗洪的高尚品节。有些地方，为了表彰苏轼的品行，施宿还能突破年谱的一般写作惯例，情不自禁地自己发议论，如“元丰三年”条在引录《上文潞公书》、《答秦太虚书》两封书信后，编者赞云：“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先生生长西蜀，名满天下，既仕中朝，历大藩，而一坐贬谪，所至辄狎渔樵，穷山水之胜，安其风土，若将终身焉，其视富贵何有哉?”此处赞扬了苏轼安贫守道、淡泊名利，赏好山水自然的高雅情趣。
苏轼是文坛盟主，交游极广，与之从游者亦多，施《谱》对苏轼的交游与活动所述亦详。如苏轼与前、后“六客”的游从，施《谱》在“熙宁七年”条和“元 四年”条即有记载。关于苏轼与“四学士”及“六君子”的交游活动，施《谱》也有集中的反映。如“元丰元年”条重点记载苏轼知徐州时，与黄庭坚、秦观、李公择、王巩及道潜等人的交游；如“元符二年”条载苏轼于二月以登极恩移廉州安置，然后记录苏辙移永州，秦观移英州，张耒通判黄州，晁补之佥书武宁军判官，黄庭坚添差鄂州盐税；四月苏轼以生皇子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又诏苏辙移岳州，张耒与知州，晁补之与通判，黄庭坚与签判，秦观移衡州，这对从事苏门文人集团的研究不无裨益。
施《谱》在写作上也有一个特点，叙事简洁、明确，往往用不多的文字表达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苏轼首次外放任杭州通判途中之行程，“熙宁四年”条云：“是(六)月先生出京，至陈时，张文定公守城，子由为学官，至九月离城，子由送之颍，同谒欧阳文忠公于颍上。十月，始渡淮，经行濠、楚、杨、润诸郡，与孙洙巨源、刘挚莘老、刘贡父会于扬。十一月，到杭。”寥寥数十字，将苏轼一路的行程、交游交待得清清楚楚。此条紧接着说“时杭守沈迈(按当为沈立);迈去，陈襄代；襄去，杨绘代。终先生任更三守。”这样就将苏轼通判杭州时，杭州的三任知州交待清楚了，对研究苏轼其间的交游与政治活动极有好处。施《谱》在文字简洁的同时，有时也能保持叙事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如“元丰二年”条，记叙了“乌台诗案”发生、发展与结案的完整过程，有资于读者了解苏轼的生平遭遇。
时事栏既为施《谱》创例，自然也是其着力较多的内容。但他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将时事罗列一栏，而是有所甄别，选择与苏轼生平行实有关联的部分使上下两栏彼此呼应、相得益彰。苏轼20岁以前的行实与政治关系不大，故“时事”栏略而不述；有的条目仅寥寥数字，而有的条目则洋洋数百言，别择时事以是否与苏轼行实有关为标准，并不期于整齐划一。如“熙宁二年”条记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诏议改贡举法，行青苗法、均输法等及司马光与吕惠卿争变法，“熙宁三年”条记叙保守派与革新派就青苗法的行废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还叙及王安石党同伐异，排斥打击政治异己的行为，这就为“出处”栏写苏轼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坚持己见及由此而受到的打击奠定基础，为读者理解苏轼提供了背景材料。有些地方提供的史实鲜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史料价值。如“建中靖国元年”条按语批评元党人好破而不善立，意气用事，攻讦不已，给朝廷政治带来一些混乱。施宿并不为贤明所讳，敢于直言，坚持己见，反映了传统史学中“实录”的良好史德。
正是在以上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施《谱》对于苏诗作了大量系年，即将同年所作之诗汇于一栏。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因史料不够而对诗歌作过细的系年，如冯应榴《苏诗合注》卷首《凡例》所云：“施、顾本每卷排次撮举大纲，最为得当”，“查本细分年月，转欠审确。”但有些条目编诗数十首，难免有误编误排、前后倒置者。施《谱》对苏诗的系年大多比较精确，可纠它谱、它书之误。如《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一诗，查慎行《苏诗补注》及冯应榴《苏诗合注》系于苏轼到黄州后，误。按此诗当是苏轼元丰三年正月赴黄途中所作，其《歧亭五首序》云：“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季常也，为留五日。”诗当在其家中所作，施《谱》系于苏轼到黄州前，是。
还必须指出的是，施《谱》与施、顾注本的系年并不完全一致。施宿嘉定六年(1213)为其年谱所作跋云：“今所刊本篇目次第，盖仍其旧，年谱虽稍加厘正，而各有所据，其间亦不能与之无异，览者当自得之。”现将施《谱》与施、顾注本对勘，发现确有诸多不同，惟囿于体例(在“诗”栏仅排列篇名，不具系年依据)，未将其依据交待清楚。如《客位假寐》一诗，施、顾注本系于通判杭州时所作；《次韵曹九章》一诗，系于知湖州时所作²，而此二诗施《谱》系年付之阙如。
二 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年谱》研究
王宗稷，字伯言，五羊人。现存此谱最早见于明成化四年 (1468)程宗所刻《苏文忠公全集》卷首，1.5万字。明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重刻此本时对成化本年谱的错字予以校正，但此二本均无《永乐大典》本之“自记”，“自记”谓“绍兴庚申随外祖守黄州，到郡首访东坡先生遗迹，甲子一周矣。思诸家诗文皆有年谱，独此尚阙，谨编次先生出处大略，叙其岁月先后为年谱”。从此可知此谱编于绍兴十年(1140)之后，庆元六年(1200)之前，且编者自认为此谱为苏轼的第一部年谱。
王《谱》最明显的特点是广征苏轼本集及他人诗文集考证其生平行实。如关于苏轼的生年，施《谱》仅云“先生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梅山县纱过去行私第”，傅《录》同此；而王《谱》则博考苏轼诗文云：“按先生《送沈逵》诗：‘嗟我与君皆丙子。’又有《赠长芦长老》诗云：‘与公同丙子，三万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矶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为身宫，而仆以磨蝎为命。’若以磨蝎为命推之，则为卯时生。议者以先生十二月为辛丑，十九日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此段文字多方考证，不仅得出了苏轼的生日与所生的时辰，而且还借此指出苏轼奔放的才气与晚年多难的遭遇，为全谱叙写谱主的生平经历奠定基础。再举一例，如苏轼纳妾朝云一事，施《谱》、傅《录》均失载；而王《谱》则引苏轼《朝云墓志铭》考出朝云的籍贯、姓氏、生卒年及始事苏轼的年龄，较为精审，亦可信从。
王《谱》除再现苏轼的生平活动外，还详于为苏轼诗文系年。其系年大多据苏轼本集及他人诗文集，故比较准确可信。如《与乔同寄贺君》诗，王氏引该诗序系于元 二年，即是显例。一般而论，王《谱》中的诗文系年大多有根据，如若缺少依据则宁可付之阙如。如苏轼熙宁二年所作诗，施《谱》与傅《录》各系诗六首，而王《谱》则无诗系年。
王《谱》有时还引录一些苏轼的逸事，如“(元符)三年庚辰”条，则征引苏轼晚年在儋州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及与海南士子姜君弼、黎子云等事，尤其是所引“春梦婆”一事极为有趣：“又尝以诗纪春梦婆矣。按赵德麟《侯鲭录》云：‘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田亩间，所歌者盖《哨遍》也。 妇年七十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坡一日被酒独行，遍至子云诸黎之舍，作诗云：‘符老风流可奈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这里不仅指出了苏诗的本事，苏诗的幽默，而且还通过一些生活琐事的记录，再现了感情丰富的苏轼，使其活生生的一面更能让读者所接受，也使读者感到更亲切。
王《谱》系年时有不确之处，下举数例以说明。
例一：关于苏轼和晁美叔的交游，王《谱》引苏轼《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我生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君来扣门若有求”，定该诗为至和二年(1055)所作，误。按苏轼至和二年(20岁)尚在成都，未识欧阳修，至嘉二年时方试于礼部，受知于欧公。美叔求交苏轼当在是年，而苏诗言“我年二十”乃举其成数，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已力辨其误，详见第八章第三节。
例二：关于二苏葬苏洵的时间，王《谱》“治平四年丁未”条 载“以八月壬辰葬老苏于眉州”，误。按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 谱》“四年丁未”条载“以十月壬申葬老苏先生于彭山安镇乡可龙里”。又《居士集》卷三四《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亦载“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足见苏洵入葬在十月。
例三：苏轼《山村五绝》，王《谱》系于熙宁五年湖州，误。按此诗当为苏轼熙宁六年春在新城作，诗中对新法有讥讽。据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元丰二年舒 在其奏折中说苏轼此诗“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 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又同条将《腊日游孤山记惠勤惠思二僧》一诗亦误系熙宁五年，详第二章第三节。
例四：苏轼《润州道上过除夜》，王《谱》误系于苏轼熙宁七年由杭州赴密途中所作。按据施《谱》、傅《录》及王文诰《苏诗总案》,苏轼熙宁七年十一月到密州任，故于此地度岁。此诗当为苏轼熙宁六年通判杭州时以转运司檄，往常、润等地赈济饥民时所作。
例五：关于苏轼到湖州任上的时间，王《谱》系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误。按据苏轼《湖州谢上表》，他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上；又《东坡乌台诗案》作四月二十一日。
例六：关于苏轼迁居雪堂的时间，王《谱》“元丰五年壬戌”条云：“《后赤壁赋》云：‘十月既望，苏子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则壬戌之冬未迁。而先生以甲子六月过汝，则居雪堂止年余，由是推之，先生自临皋迁雪堂，必在壬戌之后矣。”误。按苏轼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州，寓居定惠院，五月迁临皋亭；至于迁居雪堂的时间，其《江城子》(梦中了了)词序云:“元丰壬戌(五年)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足见元丰五年春天苏轼的确已居雪堂。
由于施《谱》久佚，清人亦无从省览。³故清代删削、补注施、顾注本的几部著作及冯应榴的《苏诗合注》均充分利用了王《谱》。邵长蘅尝重订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冠于《施注苏诗》卷首，其跋云：“按五羊王氏《年谱》综其大端，仙溪傅氏《纪年》核于月日，要亦互有得失。今以《年谱》为主，而《系年》之可取者节抄分注以备参考，弃瑕存瑜，庶几全璧。”查慎行《苏诗补注年表》亦主要节略王《谱》与傅《录》而成。翁方纲《苏诗补注》卷七附有“补正查氏补注年表”四条，对王《谱》的讹误，亦有订正。冯应榴《苏诗合注》卷首先列王宗稷编《苏文忠公年谱》，再将傅《录》附于王《谱》下，最后加上自己的按语，以订正王《谱》、傅《录》的疏漏与错误。张道《苏亭诗话》卷四又有辨正王《谱》讹误数条。朱祖谋《东坡乐府》卷首《凡例》谓系年依据是王《谱》、傅《录》及王文诰《苏诗总案》，再“合此三家，证以题注，参酌审定”而成。《永乐大典》载《三苏年表》3卷，惟存孙汝听作《苏洵年表》1卷及《苏辙年表》1卷，而《苏轼年表》已佚，以王谱代之，《大典》本王谱有“自记”文一段，它本无。
三 傅藻编《东坡纪年录》研究
傅藻，字荐可，仙溪人。仙溪傅氏有着研究苏轼的家学传统。傅藻《东坡纪年录》(下称傅《录》)首见于南宋黄善夫家塾本《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该书前有约700字的传论，简述东坡家世、家室及著述等;后有跋交待其《谱》是在段仲谋《行纪》及黄德粹《系谱》的基础上，“芟夷繁乱，剪截浮辞”而成。
如果说王《谱》详于考叙苏轼生平的话，那么傅《录》则侧重为苏轼的诗、文、词系年，故冯应榴《苏诗合注》卷首《年谱》案语：“《系年录》亦南宋人所作，其编次诗文岁月较详。”如苏轼熙宁元年所作诗文，施《谱》无诗系年，王《谱》仅《四菩萨阁记》一文系年，而傅《录》除将上文系入该年十月二十六日 外，还将《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木山引水》、《寄题古东池》及《绿筠堂》等诗系入该年。傅《录》不仅系年频率较高，而且也比较准确。如苏轼访孤山二僧所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施谱》及王《谱》皆据《东坡乌台诗案》系于熙宁五年，而傅《录》系于熙宁四年，甚是。按苏轼《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明确地说：“熙宁辛亥(四年)，余出 钱塘，过汝阴见公(欧阳修)，屡属余致谢勤(惠勤)。到官不及月，以腊日见勤于孤山下，则余诗所谓‘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 孤’者也。”⁴又其《六一泉铭叙》亦云：“如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再者，诗云“腊日”，足见苏轼熙宁四年冬(十一月)刚到杭州任上，即尊其师欧阳修之嘱前往孤山拜见二僧，故有是诗。又如苏轼通判杭州时初游风水洞一事，施《谱》失载，仅将苏轼再游风水洞系于熙宁七年八月；王《谱》将苏轼初游风水洞系于熙宁七年正月，均错；而傅《录》于“熙宁六年癸丑”条 云：“(正月)二十七日，游风水洞，作诗，又作李 留待及和等 诗。”又云：“(八月)又再游风水洞，作诗。”按傅《录》所载甚是，苏轼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循行富阳、新城途中，与李游风水洞，有诗题壁。二十七日游风水洞诗已佚，所云“留待”、“和诗”分别见《苏轼诗集》卷九《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 留风水洞见待》及《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
详于为苏词系年，这是傅《录》有别于施《谱》与王《谱》的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如“熙宁七年甲寅”条即为二十九首词系 年，从这段文字来看，此间的词大多为与友人赠答酬唱之作，其中与陈襄、杨绘唱和的词分别是八首、七首，陈、杨二氏先后为苏轼通判杭州时的钱塘太守，三人均不满于王安石变法而离京外任，为志同道合的诗友，故傅《录》所系苏词有资于考辨他们在杭州的交游与思想。再者，据统计苏轼由杭赴密途中四十余天作词约26首，而此条对此亦有考述，这对研究苏词分期亦有帮助。傅《录》系年也有一些疏漏、错误的地方，兹举数例以说明。
例一：“熙宁十年丁巳”条系苏轼五月到徐州，误。按据《东坡乌台诗案》，苏轼是熙宁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任。
例二：“元丰四年辛酉”条系苏轼《浣溪沙》词作于该年十二月二日，误。按傅干《注坡词》谓词序后原有“时元丰五年也”,当以傅氏所云为是。
例三：“元丰八年乙丑”条载“(十月)二十日，召为礼部员外郎”,误。按苏轼是年十二月作《论给田募役状》自署“朝奉郎礼部郎中”，又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及《宋史》本传亦同 此。又同条载“十二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赐绯鱼”。亦误。 按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轼入侍延和殿一事，当在元 元年。
例四：“元 元年丙寅”条载“是(十月十二)日，除翰林学士，知制诰”,误。按翁方纲《苏诗补注》卷七云：“《宋史・哲宗本纪》：‘九月丁卯(十二)试中书舍人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亦同。
例五：“元 八年癸酉”条载“是(八)月，以二学士知定州”，误。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四载，苏轼于该年六月知定州；据苏轼《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他九月才离京赴任；又据其《祭韩忠献文》，他十月方到定州任所。
例六：“绍圣四年丁丑”条载买地筑室三间于城南，误。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载，董必元符元年才察访广南西路，将苏轼逐出官舍，故苏轼买地筑室当在元符元年后。
此谱详于诗文词的系年，疏于苏轼的生平行实的记载，不能反映谱主的交游、思想与时代背景，这是其与施谱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它的局限之所在。
参考文献: